心理所研究发现中德俄大学生在得利者与旁观者正义感上的差异
作者: 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 韩布新研究组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美德，属于根本动机之一。积极渲染正义或呈现反例是大众媒体的重要话题，也是论辩、劝导的重要策略。问题是面对“不义”之举，为何有的人冷眼旁观或忍气吞声、甚至推波助澜，有的人则义愤填膺或内疚不安？人人心中有杆秤，做出以上不同反应者内心都有自己的“正义”标准。近年心理学者提出正义动机理论、制度合理化理论、补偿正义理论等，试图解释为何正义诉求有时不仅不利于社会正义的维系与重建，反而演变成了假正义之名的道义幻想和心理防御，如个体贬损、打击报复、等级地位合理化等常见现象。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韩布新研究组与德国、俄罗斯等国的社会心理学者从宏观文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考察了得利者正义感（如“若自己轻易得到别人费好大劲才能得到的东西，我会感到不安”）与旁观者正义感（如“看到某个人要费好大劲才能得到别人轻易获得的东西，我会感到揪心”）的文化差异。研究假设，在倡导谦虚、服从社会规范等价值观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如中国），个体因看重社会和谐、避免个人特殊化而持有较高的得利者正义感；在倡导尊严、社会竞争等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如德国和俄罗斯），个体因更有自信心和同情心而持有较高的旁观者正义感。研究还假设，集体主义将中介得利者正义感的文化差异。
研究一调查了304名中国大学生和397名德国大学生，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得利者正义感显著高于德国大学生，但旁观者正义感显著低于后者（见图1）。研究二比较247名中国大学生和267名俄罗斯大学生，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得利者正义感显著高于俄罗斯大学生，但两国大学生的旁观者正义感无显著差异；此外，文化变量预测两国大学生得利者正义感的得分差异是通过集体主义在中间起作用的，集体主义部分中介了中、俄两国大学生得利者正义感的得分差异，即中国大学生的高集体主义使其对个人私利更敏感（见图2）。研究三通过金钱分配游戏从中国大学生中筛选出89名集体主义者（选择分配方案时兼顾他人）和50名个人主义者（选择分配方案时竞争至上），发现前者的得利者正义感得分显著高于后者，而两者的旁观者正义感得分无显著差异。
这项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价值观背景下，人们害怕背离社会规范或突出个人私利，因而得利者的视角会促进对他人不幸的关切；而旁观者的视角则会弱化对他人不幸的关切 - 即得私利则惴惴不安，事不关己可高高挂起。不同的正义感视角在中国人身上的独特表现，可能与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有关。孔子以降，慎言私利的“君子”形象深入人心，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当代大学生也不例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被“莫贪私利”唤醒个体良心的不安、被说服让步，或因“与我无关”的旁观而缓解良心的不安、甚至推卸责任。在私利日益正当化、竞争日趋激烈化的今天，正义感的不同视角、尤其对是“私利”的反思，为我们理解人际关系、社会冲突、乃至全球事务背后的道德机制提供了科学启发。同时，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反省私利而麻木旁观的“君子”，固然无私、或许也讨人喜欢，但他们值得尊敬吗？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no. 08cx103010）的支持，部分结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正义研究协会会刊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2 rank: social sciences 67/408)：wu, m. s., schmitt, m., zhou, c., nartova-bochaver, s., astanina, n., khachatryan, n., han, b. (in press). examining self-advantage in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beneficiary and observer justice sensitivity among chinese, germans, and russian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doi: 10.1007/s11211-014-0212-8
图1. 中德大学生的得利者正义感（beneficiary sensitivity）和旁观者正义感（observer sensitivity）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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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与中、俄大学生的得利者正义感（beneficiary sensitivity）和旁观者正义感（observer sensitivity）文化差异的简单中介模型。
注：箭头上方的数字为回归系数，中、俄文化变量为1、0编码（1 = 中国，0 =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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